宋声泉 | 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史的“第一手资料”——论“周扬黑话集”的文献价值

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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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受资料限制，有关20世纪60年代周扬工作重心转移的研究相当薄弱。高教部的“内部资料”反映了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整体面貌及其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尽管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这份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原始记录”却具备了超越其历史限定的一面。它是核校《周扬文集》可资参照的“第一手资料”，能由此勘定文集编选的虚与实、得与失，可从史源学的深度上为今人提供讨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学术发展的新可能。周扬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主持的文科教材建设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有效尝试，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起到奠基之功，提供了对当代中国70年文学研究做整体性讨论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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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文学学术话语 第一手资料 “周扬黑话集” 文科教材

20世纪60年代初是周扬开始有意调整工作重心的一段时期。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多年的黎之回忆说：“从抓文科教材以后，他主要精力似乎转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他多次讲：今后文艺工作多找默涵同志，我想多抓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1]黎之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后，在兼顾《周扬文集》的同时曾协助周扬整理出版个人回忆录。[2]所谓周扬“想多抓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是相当可信的。同样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前中宣部副部长龚育之的回忆更是提供了旁观性的细节证据：“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3]周扬已经不满足于厕身“文苑传”，他意在跻身“儒林”。

龚育之还称周扬关于文科教材的系列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4]。这是极富见地的“知内情者说”。讨论周扬的文艺思想和政策意识，需将此与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与引领相结合，方可贯通得之。可惜既有的周扬研究或是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身份，或是围绕其“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最主要的党内领导人”[5]集中做文章；除郝怀明谈“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6]之事、杨伟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工程”的视角论述周扬主持文科系列教材编写[7]之外，尚鲜有从高校文科教材建设方面深入把握周扬自认的这一新工作重心的著述。究其缘由，资料方面的不足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制约因素。

近年，笔者在阅读杨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周扬与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编写》一文时，注意到她多次引用一份印行于1967年9月的内部资料《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后文简称《黑话集》）。这部《黑话集》搜集了从1960年10月到1965年11月周扬“五年多来，在历次文科教材会议上所作有关文科教育的讲话全文，共四十六篇，按时间顺序，编印成册”[8]。

细加考究，笔者发现：虽然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在史料性质上，《黑话集》与洪子诚教授《材料与注释》里集中处理的“检讨书”或“交代材料”之类的私人记载完全不同，它是一份带有官方文书性质的“资料汇编”，具有颇高的文献价值。我们不仅能从中明了周扬主持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整体面貌及其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亦可知晓通行版《周扬文集》整理修订、编排成书的具体情形，勘定文集编选的虚与实、得与失，并由它延伸讨论史料学乃至史源学的重要话题。更重要的是，借此能在宏观上见出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建构的关联。

一 作为“内部资料”的“周扬黑话集”

《黑话集》为16开本，双钉平装，白皮软封面。封面左上角印有“内部资料供批判用”八字，四字一行，分两行排列。封面主体是一幅周扬受审漫画：颈上挂有不成比例的超大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周扬”二字被格外放大；下接资料名“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黑话集”三字被置于黑底涂色方块中，改用比初号还大的字体，格外醒目。被特意放大的这五个字又构成了这部材料的新标题“周扬黑话集”。《黑话集》虽以周扬讲话为主体，但或用括号形式补充，或以黑体字标识，夹杂他讲话时何其芳、林默涵、冯至、翦伯赞等数十位各次会议与会人员的插话、答话和讨论发言。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

《黑话集》凡46篇，“以一九六一年四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中心，分会前、会上、会后三个部分”[9]。会前部分收入准备阶段的8次讲话。会上部分仅1篇，即周扬1961年4月12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被独立单列。此种编法突出了这一大会报告的纲领性位置。会后部分37篇，主要是周扬在文科教材会议后的历次教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在通行的五卷本《周扬文集》中，与高校文科教材相关的内容散见于第三卷后半和第四卷前半，约20篇，篇幅合计200余页，是《周扬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持之与《黑话集》目录对照，后者在篇数上多出20余则，分别是：

“

第一部分

一、1960年10月27日关于文科问题的讲话

二、1961年2月19日在上海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部分

十、1961年4月17日在参加文科教材会议的青年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一、1961年4月23日在文科教材会议各组召集人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十二、1961年5月17日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秘书会议上的讲话

十三、1961年5月1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

十四、1961年5月24日在美学教材编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五、1961年5月29日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六、1961年6月30日在语文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十八、1961年8月5日在美学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十四、1961年8月18日对历史组的谈话

二十六、1962年3月9日在中文、外文组编选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十八、1962年5月3日在各专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

三十、1962年6月21日在俞铭璜汇报上海教材编写情况会议上的讲话

三十一、1962年7月3日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谈话

三十二、1962年7月3日对美学组部分编写人员的讲话

三十三、1962年8月24日在文科教材编选人员中十七级以上党员轮训班结束会上的讲话

三十五、1962年10月10日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讲话

四十、1963年11月10日周杨［扬］向刘少奇汇报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情况和刘少奇的插话

四十一、1963年11月22日在大区宣传部长会议、文科座谈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

四十三、1965年7月23日在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十四、1965年9月在听取南开大学领导汇报半工半读试点工作后的讲话

四十五、1965年10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两相比照可知，《黑话集》中有关文科教材会议准备阶段的讲话绝大部分可见于《周扬文集》，而教材会议后的历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却只有少部分篇目出现在文集里，且大体是《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具体教材编写会议或审读会议上的发言。

《黑话集》目录

目前有关周扬与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编写方面的研究，因仅据《周扬文集》立论，致使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工作的整体面貌相当笼统。只看文集，或当认为周扬只是“发令者”和“审查官”的角色；但看《黑话集》里的周扬，他更像是“操盘手”和“协调人”。周扬一方面需要分别召开党内、党外、青年、老年教师的各种座谈会，希望党内编者积极承担编写任务、虚心听从党外人员意见，动员党外人士自由发表意见、共同总结经验，调解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产生的青年知识者与老教师群体的矛盾，教育青年学人既与老教师的错误划清界限又要尊重他们协商合作；另一方面，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小组成员的他还不得不全面协调文化部、高教部、各大区宣传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各高校领导等多方力量，统一思想。以“编书和教学有矛盾”为例，北京大学至1962年5月已有96位教学骨干参与编教材，其中62人是脱产编者，不能上课，校长陆平表示“搞年把还没有关系，咬咬牙过去了，搞二、三年有问题”，“三年二年下去我们受不了”。[10]陆平提出的确实是高校的实际困难，也是周扬必须承担的一份压力。即便如此，周扬还是反复地稳定军心，始终强调教材建设的长期性和质量至上。

具体到周扬主持教材建设的方式方法，也可由《黑话集》一窥其详。1961年4月底，周扬开完为期半月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后，担心人员分散、不便联络，组建了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下设七个专业组，分设组长和秘书。详情可由1961年5月17日周扬《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秘书会议上的讲话》获知。由《黑话集》目录即可见出，周扬领导教材建设的第一抓手是工作组组长会议，再逐一参加各组由组长及组内各教材主编等主要人员构成的会议，最后才是参与若干其感兴趣的具体教材的编写或审读会议。

仔细对照后还可发现，文集版里仅有一篇是《黑话集》中所无的，名为《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据文集编者注，它是周扬1961年5月15日某次内部讲话的记录。周扬第一段便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我把会议主要情况向大家作个介绍”[11]，后面皆在介绍1961年4月中下旬的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细读可知，此篇与《黑话集》第十三篇在构架上相当接近，文字上也多有重合，甚至是整段的雷同。不同的是，后者为1961年5月1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是一份官方文件，也是《黑话集》中唯一被格外加注的一篇。注文为“这个报告是周扬一手炮制的”。作为“周扬黑话集”中收入的篇章自然需要说明并未署名“周扬”的文件的作者问题。而《周扬文集》中的这篇《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恰恰可以证明《黑话集》的编注者并非刻意罗织罪名。两份材料在时间上仅隔四天，框架和文字上的接近似可揭示：在正式向中央形成报告之前，周扬关于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有过一次内部讲话，即文集版的《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因此文集版的文字反而更偏口语，亲切随意，《黑话集》第十三篇却十分正式。

作为“内部资料”，《黑话集》提供了《周扬文集》集外相当丰富且有待开掘的历史材料，是今人核校《周扬文集》可资参照的一份新文献。初步比对，《黑话集》中的讲话不但完全覆盖了文集版的相关部分，而且比《周扬文集》中有关文科教材建设的部分多出23篇。如何深彻认识与合理利用《黑话集》这一特殊类型的文献是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和克服的首要难题。

《黑话集》是特定情境“制造”而成的“内部资料”，似乎天然地带有一种有待脱敏的历史限定。洪子诚曾指出，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社会流传大量的团体组织或个人自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如各层级的讲话、文章，被打倒的政界、文艺界人士的批判材料，“有许多是真假难辨的个人隐私”。他的《材料与注释》关注的正是“特定情境（‘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下的产物”。他认真思考的是：类似“检讨书”这类作者“处在人身、表达的自由受到剥夺的情况下”完成的材料“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史料’价值，研究中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征引”[12]。《黑话集》“是否可以作为史料”这一问题也是判断能否利用它继续深入研究需要直面的基本前提。

在1966年秋后的一两年间，周扬毫无意外地沦为了大量自印的小报、书刊的“算账”对象。仅笔者所见近十种周扬批判文献基本上是“扣帽子”的编辑法，或是先罗织罪名条目再附上若干句周扬讲话作为例证，或直接就是大批判类的“战斗檄文”。《黑话集》可算是笔者寓目的周扬批判材料里绝无仅有的。其“编者”声称：周扬的这些讲话“都是原始记录”，“全文刊印，未加删节”。[13]以彼时时代语境的“滤镜”看待周扬的这些讲话，确实不需额外再费力删节修改，足可立为“罪证”。因此，它虽以“供批判用”为目的，但也阴差阳错地为历史保留了一份“内部资料”。

尽管《黑话集》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这份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原始记录”却具备了超越其历史限定的一面。1979年11月11日，周扬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做大会发言时，竟然提到了《黑话集》：“我写了一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文章还要在我的文集中收进去。加了一点说明，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面貌。‘周扬黑话集’（‘文革’中造反派收集印行的），几毛钱一本，做了好事。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了。”[14]或许是记忆模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未收入《黑话集》。但通过这段表述可知，在周扬的印象里，《黑话集》确有保存史料的功能，而非涂抹篡改地制造出来的文献。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与邓小平合影

另可补证的是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的文章。他多次回忆称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白专道路’的提法”，并痛惜周扬的反对“并未起到应起的作用”，“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立即被收编到《周扬黑话集》中罢了”。[15]类似的话于其《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他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周扬同志这些讲话，编成‘黑话集’。因为他反对提‘白专’，所以就说他的话是‘黑话’。”[16]1961年，邓广铭参编过翦伯赞主持的《中国史纲要》，负责该教材之宋辽金史部分。作为文科教材建设的亲历者，是了解详情的人。从他的两次言谈可知，《黑话集》名为“黑话”，却实含真知灼见。

再有，陈涌未刊手稿《漫谈周扬》的第五则即题为《周扬黑话集》。身为周扬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陈涌感慨“其实，那（哪）里是什么‘黑话’呢？他有好几年，主要都是负责领导大编文科教材的工作，天天忙于开会，大会套小会，这个黑话集，大都是他会议讲话的记录”[17]。1986年，写出第一篇《周扬论》的陈辽高度评价《黑话集》里的讲话。他说：“这些所谓‘黑话’，其实是周扬同志的心里话，是对‘左’的东西的不满，抵制和反对。”[18]可见，不仅是周扬本人，他的友人和他的研究者都对所谓的“黑话集”的真实性表示过认可。

历史地看，《黑话集》的编印目的与客观效果之间也并不一致。已故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盛海耕清晰地记得，1968年“春寒料峭的夜晚”自己这个“革命群众”如何因好奇而阅读，又如何被《黑话集》深深吸引。他说，“二十八岁的我”看着看着，“觉得周扬的许多话都讲得很有道理，很深刻，大开了我的眼界”，“我惊奇于他知识的渊博，又钦敬于他见解的独到。……他在每个编写组都能拿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说起来左右逢源，滔滔不绝；而且，讲的都是些做学问的内行话，决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词与哼哼哈哈的滥调”。盛海耕从夜间读到天亮，甚至愤然高声自语“什么黑话白话”；此后，“用整整半个月的晚上时间重读《黑话集》，勾勾划划，圈圈点点”，并把各篇中自以为特别精彩的地方一一抄录，一直珍存。多年以后，年近古稀的他仍为之动情，《黑话集》“在1968那样的年代，对一个求知若渴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空谷足音”[19]。

盛海耕的事例并非孤证。历任《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市政府参事的毛时安曾于采访中对人深情讲起“在一个年轻人最渴求知识、精神最苦闷的岁月里，一本《黑话集》竟然成为洒在他心灵荒原上的甘露，周扬成了他未曾谋面的‘导师’”。时隔多年，他仍准确地记得《黑话集》的封面。他说自己“一读便一发不可收拾”，因读了周扬的那些讲话而大长见识，后来能成为文艺批评家的“评论基石”竟是这本《黑话集》奠定的。[20]

《黑话集》在众多时代亲历者那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甚至成为了狂热岁月青年学人思想觉醒的“启蒙读物”。令人惋惜的是，《黑话集》长期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所知，更未能予以重视。这不得不说是讨论周扬、研究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事业乃至把握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建构史的一大缺失。

二 周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龚育之说：“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21]不过这并非严谨的叙说。据回忆，《周扬文集》的编辑始于1980年夏，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的林涧青嘱其部下郝怀明协助周扬完成文集编辑事宜。周扬要求“整理要忠实地反映历史”，“原则是要选得精一点”，甚至专门就编选文集一事向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副部长贺敬之打了报告。[22]“在周扬身边编文集达一年多的时间”“对周扬相当了解”[23]的郝怀明在详细回顾《周扬文集》编辑出版的经过后，感慨“已出版的5卷本肯定地说是个尚不够完备的版本”；周扬一生“内部讲话更多得不计其数”，“现在出版的5卷集已经收入了他不少内部讲话，想来，他一定还会有不少内部讲话散在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24]据郝怀明统计，周扬在文科教材建设方面“留下的讲话记录和有关文稿将近40万言”；“这些讲话，汪洋恣肆，才情勃发，充分展示了他才华和学识，以及面对种种棘手的矛盾和问题，总能提出妥善处置办法的领导艺术”。[25]然而，《周扬文集》第三卷、第四卷相关文字合计尚不到20万字。不过巧的是，《黑话集》正文部分共有242页，每页38行，每行可排40字左右。粗略算来，总计恰好“近40万言”。《黑话集》里周扬“操盘手”和“协调人”的角色感也正是郝怀明概括的善于处理棘手矛盾和问题的领导艺术的映射。

郝怀明的周扬研究较为扎实可信，龚育之为其《如烟如火话周扬》作序时称：“他在参与编辑《周扬文集》的基础上写这本传记性质的书，我认为应该说是具备了很好的条件。”[26]文集的编者和传记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叠合使其研究呈现出对《周扬文集》及其周边资料的高度依赖。以《如烟如火话周扬》谈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第25、26节为例，这一部分基本上按时间线索，整体上概述了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思想与贡献；立论主要依靠大段征引《周扬文集》中的言语为支撑，但仍有个别地方未能注明出处。略加查考可以发现，介绍1960年10月27日“周扬召集高教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几个主要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座谈文科问题”一段，大致摘自《黑话集》第一篇《关于文科问题的讲话》；谈“周扬和党委书记们座谈时，讲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一段，亦可见于《黑话集》第二篇1961年2月19日《在上海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用摧毁的方法搞不成文化建设”处，引自《黑话集》第十八篇1961年8月5日《在美学组座谈会上的讲话》；披露周扬雄心勃勃“要搞出世界承认的学术著作”处，源自周扬1962年5月3日《在各专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在郝怀明著作第25、26节中，凡《周扬文集》未收录的引文均可在《黑话集》里找到雷同的文字。身为《周扬文集》编者所作的《如烟如火话周扬》使用材料的范围完全没有超出《黑话集》。

《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至此当可推断：郝怀明口称的“近40万言”讲话记录和有关文稿很可能就是《黑话集》，而这部特殊历史时期成书的“周扬黑话集”在20世纪80年代编定《周扬文集》时又作为编稿的底本发挥着作用。退一步讲，尽管不能排除郝怀明在《黑话集》之外存在阅读周扬各种内部讲话的其他途径，即便如此，仍可确证《黑话集》至少与编定《周扬文集》时所用的底本具有同源性。

相较《周扬文集》，《黑话集》才是研究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在欧美史学界，“第一手资料”通常指历史事实发生时期留下的资料，如档案、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实物和各种记录；傅斯年依据流传方式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区分关键在是否经过“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27]但着眼于古史考证的他对“直接史料”的界定过于严苛，具体到党史研究中，“由于文件汇编一般照录原件，且史源可靠，也可作为一手资料使用”[28]。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2003年在某档案室查阅资料时意外发现了《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29]对勘可知，商金林所见档案中的周扬讲话与《黑话集》第三十七篇1962年11月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除标题略有不同之外，正文几乎完全一样，差别仅在个别文字与标点符号上。《黑话集》作为会议“原始记录”的汇编，有的篇章又与商金林所见档案资料的内容并无二致，更可证其真。称之为“第一手资料”，实至名归。

在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中，周扬讲话的行为是公务活动，其内容作为会议记录归入相关部门存档。倘若不是高教部拿出来用作批判周扬修正主义的“证据”，此类档案性质的会议讲话记录一般不易为人所见所用。商金林考述称，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编入《周扬文集》时作了许多删改”，指出了学界未能见得“讲话”原貌仅据《文集》放谈周扬与唐弢诸人功过的研究造成“与事实不相吻合”的缺失；视新发现的讲话为“周扬研究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研究一份很珍贵的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刊发商金林论文的同时附载了几乎是商文双倍篇幅的周扬讲话原文。周扬一篇内部讲话便已因其“珍贵的史料”意义获得在权威专业期刊登载的资格，那么整本《黑话集》的文献价值更是可想而知的。

确认了《黑话集》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功能后，再返观《周扬文集》，很容易由此勘定文集编选的虚与实、得与失。商金林所提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的删节现象在通行的《周扬文集》中可谓俯拾即是。《周扬文集》的“出版说明”声称“为保留历史原貌，原则上不作改动”，“凡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字以内部文件为准，或由当时的记录稿整理而成。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这则说明写于1984年3月，《周扬文集》从1984年第1卷至1994年第5卷出齐，皆将它置于集前。然而，终究没有印出“附记”的《周扬文集》，到底未能“保留历史原貌”。

《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龚育之曾详细回忆过1980年代中期周扬是如何从最初强烈坚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到放弃己见的。或可相信当时周扬确有“保留历史原貌”的强烈意愿，但事与愿违，“周扬健康情况恶化”，很快进入植物人状态，“附记”之事未能实现。龚育之还再三感慨，如果能真正实现“出版说明中曾经许诺的那样”，“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30]何况，《周扬文集》第三、四卷出版于周扬去世之后，文集中涉及高校文科教材的部分如何删减，他早已顾之不得。

借由《黑话集》对勘《周扬文集》相关篇目，可部分还原《周扬文集》编辑整理的诸多细节。1961年2月19日《在上海中文、外文教学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周扬文集》内与文科教材建设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按完整句子的差别情况计算，《黑话集》本比文集版多了11处。它们或是只在1960年代初期才有时效性的话，或是闲白性质的背景补充，或是私下聚谈尚可、但却不适宜公开表达的讲评，到了20世纪80年代编定文集版时被一一节略。

同一篇文章，《黑话集》本比文集版多出来的一般是完整的句子甚至是段落，而文集版比《黑话集》本多的往往是关联词，以及一些过渡性的状语，如《黑话集》本作为记录简写标记的“培养目标：”“具体要求：”等，在文集版里变成了“在培养目标的问题上”“具体要求方面”等。不难发现：《黑话集》本的内容略为丰富，更接近口语化，也带有明显的记录稿的形式特征；而文集版稍有删节，文字的组织性更强，记录稿的形式特征被抹去，文章似乎自成一体，但还原到讲话的原始情境中可能是针对不同问题的解答被合编到了一起。

从比例上看，越是早期的篇目，改动幅度越小，1961年周扬讲话的《黑话集》版与文集版相比，更多的是局部的微调；文集内所收1962年下半年之后的周扬讲话，很多被大幅删减，甚至编者将1963年至1965年周扬有关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讲话径直合并为一篇，题为《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文下注明“这是作者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就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四次讲话，未公开发表过”[31]。该篇按时间依次分为四节，每节通过空一行加以区隔。然而，此注文存在一处严重的错误。

细加参较，文集版《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第三节的所谓1965年7月11日的讲话，与《黑话集》第三十九篇1963年7月11日周扬《在组长、部分主编和校长座谈文科教材工作会上的讲话》主干一致。两处开头都是“教材搞了两年多了，工作很有成绩。……现在看起来，组织力量编教科书这个方法还是好”，显系同一篇讲话的不同版本。此轮教材工程始于1961年春夏之间，可由“两年多”推出讲话时间是1963年。故而，文集中该文的排列顺序也是错误的。

《黑话集》第三十九篇全文接近1.2万字，前半是周扬的主旨讲话，后半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主任吴寄寒、各专业组组长等人的座谈发言。周扬基本上予以逐一回应。这份材料既直观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发生的重大变化，又显示出不同部门具体运作的展开方式、编写工作遇到的实际困难及应对办法的决策过程。无奈，《周扬文集》不仅误署了材料时间，还受制于编辑体例删去了全部的座谈发言。

即便是周扬的讲话，参较《黑话集》第三十九篇可知，文集中《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第三节删去了约五分之二的内容。周扬重点谈的“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来安排教材工作”的五方面，都被大段删减，“时代浪潮是反修正主义”的核心逻辑被大大淡化，他心心念念“研究南斯拉夫，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变质”的倡议被刻意回避了。周扬说完“研究南斯拉夫有什么难的，比研究原子能总要容易一些。我不相信有那么神秘，我看用不到十年”后，也有点不自信地追问“总不能到南斯拉夫去请一个人来。我是不是把困难估计得低了一些？”然而，在这篇讲话中九次提到的“南斯拉夫”到了文集版中皆被清除干净。

因《黑话集》第三十九篇的后半是多人的会谈，话题众多且分散，尽数删去，周扬的讲话势必变得凌乱无序，编辑不得不按照可读的逻辑顺序重新整理文字。据《黑话集》第三十九篇，“总之一句话，文科教材要继续搞下去，这件事还是要群策群力，是学校的基本建设”；后面就是“请大家来谈谈”了。结果在《周扬文集》中，“总之一句话”后面拉拉杂杂、或长或短地又看似“唠叨”了一千多字，显得讲话者没有重点。但这些彼此间缺乏关联的语句其实是周扬不断回应座谈者发言的答话。

即使是周扬答话里清晰晓畅的表达也被“剪辑”得面目全非。兹举一例，《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第三节的尾段写道：“在我们的概念中，青年人都是二十多岁的，一个人要冒头都在二十几岁，你不让他在二十多岁冒，他就冒不出来。”[32]这句话非常让人莫名其妙。不仅前半句和后半句之间缺乏基本逻辑，前半句里“青年人都是二十多岁的”也像是没头没脑的废话一样。核之以《黑话集》可发现，原话说的是：“古巴许多负责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卡斯特罗才三十多岁。在我们的概念中，青年人都是四十多岁的，一个人要冒头都是在二十几岁，成就很大就要在四、五十岁。冒头都是在二十几岁冒的，你不让他在二十多岁冒，他就冒不出来。”[33]周扬的意思是国人概念中“四十多岁的”还被视作“青年人”，但古巴那里二十几岁已经可以做负责人了。此类文集版整理时的误改并不在少数。

综合来看，《黑话集》不但具备“第一手资料”的性质，而且可为今人从史源学上提供讨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学术发展的新可能。研究历史，必追寻史源。陈垣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史源学”的任务正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34]。《周扬文集》理应是探询周扬漫长人生历程的直接史料，也当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演变乃至于分析、总结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关键史料。借由梳理编者修改、补充、省略诸项的情况，有助于揭示通行版《周扬文集》的文本局限性。充分利用《黑话集》这一《周扬文集》集外新材料，将有效提升文献基础的坚实程度，并通过甄别分析，以尽可能求真。求真亦非终极目的所在，唯有不断逼近真实，方可更好地总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学术建设经验。

三 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史的核心资料

2019年，刘跃进在“总结新中国70年中国文学研究辉煌业绩时”指出“必须把7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40年基础上再简单地往前推30年，而是要探究其更深远的意义”。[35]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学学科教材建设恰到好处地提供了对当代中国70年文学研究做整体性讨论的支撑。在此意义上，《黑话集》堪称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史的一份核心资料。

在周扬的教材建设思想中，文科教材绝非简单的现成知识的展台，而是国家科研实力与学术能力的综合反映。他期待的是“建设一整套既符合教学实际需要又具有较高水平的文科教材”，“文科教材建设同整个学术建设是密切联系着的。教材的水平正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水平，同时通过教材的编选和讨论，又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36]诚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傅颐指出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不仅改变了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大量引进苏联教材的落后状况，更是自力更生“探索出一条教材建设和学术建设的有效途径，出版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的基本著作，整合、培养了一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队伍，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37]。

不过，1961年展开的文科教材建设受到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限制，社会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新闻传播等学科专业在当时的规划中几乎被无视，政治学、经济学等也遭到严重削弱，较少涉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比较政治、会计学、管理学、金融学、对外贸易等方面。在实际编撰中，据《黑话集》可知，“文、史、哲和外语教材编得多一些”；“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编得少”，到1963年7月“差不多还没有”。[38]说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科教材建设“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于整体而言可以成立，但具体来看则是人文学科的成绩远远大于社会科学。

作为1949年后中共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转而将主持文科教材建设视为工作重心的周扬最热衷的同时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显而易见仍在文学方面。文科教材中文组成员樊骏回忆称“当时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高校文科教材共计二三百种，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主持整个工作。在如此众多的教材中，他最关心的是文学方面的几种”[39]。周扬在编译工作者座谈会上说：“文科教材，我抓了一下，还不坏。我说政治错误我负责，我也没有看，我冒了险。知识性的错误由作者负责。”[40]概言之，周扬确实只在政治上负责，就绝大多数教材来说，他或是没有精力或是没有能力在知识性上负责，但在文学教材方面，周扬却总是亲力亲为的。这一点可以从《黑话集》中看得非常清楚。周扬除对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提纲讲了十分细致的意见外，其余参加某一具体教材编选或审读座谈会的，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等，都是文学学科的。

周扬重点抓的这批文学教材质量相当高。只是因遭到史无前例的风暴打击，1961年4月文科教材会议编选14个专业273种教材的计划终究未能完成，部分文学教材已编完未出版，或只是内部印行试用，或仅出版了上册等。1971年，高校文科恢复招生，但“教学出现严重书荒，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粉碎“四人帮”后，文科教材建设亟待恢复。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会上重提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的基本精神，肯定了当时编选的教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重新制订的6个专业200余种教材编选计划里，“多数是重印、修订和续编1961年计划中的项目，少数为新增项目”。[41]改革开放初期，文科教材建设得以快速恢复并获迅猛发展，与周扬1961年以来领导的文科教材工程密切相关。据1978年至1982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目录，共有教材280余种，与武汉文科教学会议的计划不同，新编教材的比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修订的；然而，文学教材则反之，合计23种中，旧教材修订者竟然多达15种。新编者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只是复旦大学朱东润主编20世纪60年代教材的精缩版，《文学理论基础》得以新增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也并非其水准超过了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而是其定位为十四所边疆高校所迫切需要的有“时代特色、民族特点而又简明通俗的文学理论教材”[42]；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学作品选》之类的新编教材，也并非旧教材不堪使用，而是受限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科专业限制，当年就没有着手去编订。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学科话语是在1960年代编选的文学教材的问题视野与基础框架上调适生成的。

1978年-1982年6月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目录

从后世影响来说，周扬亲自抓的这批高校文学类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完成了经典化历程。1987年，国家教委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为高等教育优秀教材评奖，范围是1976年10月至1985年年底正式出版的教材，最终在2000余种被推荐的教材中共评选出全国优秀教材261种，并从中评选出22种教材为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在获奖名单里，文科共有66种，特等奖7种。[43]其中，游国恩等人所编《中国文学史》获特等奖，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唐弢与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分获文学专业优秀奖教材。[44]这些都是1961年后文科教材建设杰出成果的修订版。

此外获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但实际上也是编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当时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由刘大杰任主编，王运熙主要执笔先秦至唐五代部分，顾易生主要执笔宋至近代诗文批评和词论部分。“该书于1964年出版了先秦至五代部分的上册。其余部分草稿甫成而‘文化革命’动乱骤起，工作中辍，稿多散佚。及‘文革’之后，刘先生去世，不久重印了上册，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中、下册，至1985年三卷出齐。”[45]可知该书仍是1961年后文科教材建设学术史延长线上的收获。

王运熙原本着重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其后下移到唐代文学，因1961年参与文科教材建设，“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46]《中国文学批评史》获奖后，王运熙、顾易生又主编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即便有此大套通史，原有的三卷本仍然被反复重印或修订再版。2007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第2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入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虽有增删甚至部分有重写，但编写目标、体例框架一仍旧贯。

20世纪60年代文科教材建设之于后世学术长久性的孵化作用，反而需要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之后才可以看得清楚。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自然不是仅有的个案。周扬主持文科教材建设的编写模式就是“以老带新”，在工作中，后起之秀渐渐崭露头角；时过境迁之后，众多当年的青年编写者成长为成果丰硕的学术带头人。新时期以来，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担负承前启后重要使命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正是在1960年代文科教材编写的艰苦试炼中快速成长的。新世纪前后，当年那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是德高望重甚至开宗立派的老专家。时至今日，20世纪60年代编选的多种文学教材及其修订版总印量早已超过千万级，培育出了数十年间几代的文学教学与研究从业者。

倘若说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科教材建设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那么具体到文学专业来看，可谓其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起到了颇高程度的奠基作用。在《黑话集》中，不仅收录了多篇周扬出席各种文学教材编选会和审读会上的讲话，不少还附带了座谈会上的各家发言，既保留了不同意见由针锋相对到折中的“历史现场”，也为勾勒学术史上一批经典教材的成书过程及作为国家级教材付诸使用之前学术审查的细节详情等提供了可能。

《黑话集》里的资料因跨度长达5年，也因而具备了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潮流变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生产关系的资格，特别是有助于深入理解八届十中全会与当代中国学术建设转向的关系、“反修为纲”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教材编写与文学研究实践以及周扬迎拒的策略性等问题。不夸张地说，据《黑话集》里的资料，既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相当章节可以被重写。

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而周扬主持的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科教材建设事业正是数量质量并称、专家大师辈出的典范工程。作为“真懂真信”者的周扬，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努力不使之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说教。1962年5月，周扬在向中央书记处并总理的报告中已大力反思“掌握资料还很不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简单化和贴标签的现象”[47]，进而反复强调知识性，要求“观点和资料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48]。他多次告诫各科编者们“先搞资料”，“教材中要搞资料，应当把这一部分工作放到首要地位”[49]。周扬屡屡讲要处理好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的关系，鼓励《文学概论》的编写者尝试通过教材建设“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几十年革命文学的理论经验条理化”[50]，思考如何将“中国经验”凝结为文学理论与学术话语。凡此种种有大局观念和战略高度的学术建设意见皆可在《黑话集》中一一见到。

与周扬关系密切的文教界高层众口一词，高度评价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从1946年就同周扬“成为朋友”“在一起共事”的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视为周扬“在文化部和早期中宣部时”最突出的三贡献之一。[51]相识“50年之久”、自信“相当密切”的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评价周扬一生时说他“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52]。于光远是周扬负责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得力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是最熟悉内情的人。

平心而论，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文科教材建设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有效尝试，尽管半途中断，但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黑话集》为后人保留了可贵的资料。揭示《黑话集》作为史料的可能性将为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打开历史的智慧之门。

宋声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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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黎之：《文坛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642页。

[3][4]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3页。

[5]龚育之：《序》，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6]郝怀明的同题文章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更详细的梳理见于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258页。

[7]杨伟：《周扬与人大“文研班”及“文科教材”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刊》2018年第5期。

[8]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前言。

[9]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前言。

[10]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第141页。

[11]《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12]洪子诚：《〈材料与注释·自序〉的几点补充》，《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13]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前言。

[14]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7页。

[15]邓广铭：《关于开创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6]《邓广铭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17]陈越编：《陈涌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18]陈辽：《周扬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

[19]盛海耕：《我与〈周扬黑话集〉》，《语文新圃》2010年第3期。

[20]戴中洁：《仰望星空埋首写作》，《浦江纵横》2015年第3期。

[21]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2][23][24][25]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5~418、449、422~423、249页。

[26]龚育之：《序》，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7]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1~242页。

[28]周良书：《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1期。

[29]商金林：《〈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两个版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30]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242页。

[31]《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32]《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33]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第208~209页。

[34]张荣芳：《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5]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36]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第147页。

[37]傅颐：《“大跃进”前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眸——兼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初创》，《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38]周扬：《在组长、部分主编和校长座谈文科教材工作会上的讲话》，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第199页。

[39]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6页。

[40]周扬：《在编译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2卷（1962—1963），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41]《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9~521页。

[42]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编写组编：《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

[43]《前言》，国家教委教材和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编：《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介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4]杨达寿主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及作者简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目录。

[45]顾易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周兴陆编选：《弥纶群言识鉴奥》，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5页。

[46]王运熙：《我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

[47][48][49][50]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1967年版，第147、196、197、88页。

[51]张光年：《回忆周扬——与李辉对话录》，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52]于光远：《周扬和我》，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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